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1]（第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2011年4月28日

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條例》和《國務院關于開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通知》，我國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進行了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2]。在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在全體普查對象的支持配合下，通過廣大普查工作人員的艱苦努力，目前已圓滿完成人口普查任務。現將快速 匯總的主要數據公布如下：

一、總人口
全國總人口為1370536875人。其中：
普查登記的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3]共1339724852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人口[4]為7097600人。
澳門特別行政區人口[5]為552300人。
臺灣地區人口[6]為23162123人。

二、人口增長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率為0.57%。

三、家庭戶人口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有家庭戶[7]401517330戶，家庭戶人口為1244608395人，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44人減少0.34人。

四、性別構成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為686852572人，佔51.27%；女性人口為652872280人，佔48.73%。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為105.20。

五、年齡構成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22459737人，佔16.60%；15-59歲人口為 939616410人，佔70.14%；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佔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佔 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六、民族構成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漢族人口為1225932641人，佔91.51%；各少數民族人口為113792211人，佔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漢族人口增加66537177人，增長5.74%；各少數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長 6.92%。

七、各種受教育程度人口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具有大學（指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119636790人；具有高中（含中專）文化程度 的人口為18798597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為519656445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為358764003人（以上各種受教育程度的人 包括各類學校的畢業生、肄業生和在校生）。
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為38788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為26779人。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文盲人口（15歲及以上不識字的人）為54656573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減少30413094人，文盲率[8]由6.72%下降為4.08%，下降2.64個百分點。

八、城鄉人口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9]為665575306人，佔49.68%；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 674149546人，佔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07137093人，鄉村人口減少133237289人，城 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

九、人口的流動
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口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為261386075人，其中 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10]為39959423人，不包括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21426652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居住 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長81.03%。

十、登記誤差
普查登記結束後，全國統一隨機抽取402個普查小區進行了事後質量抽樣調查。抽查結果顯示，人口漏登率為0.12%。

注釋：
[1]本公報中數據均為初步匯總數。
[2]普查登記的對象是指普查標準時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自然人以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但未定居的中國公民，不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短期停留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境內”指我國海關關境以內，“境外”指我國海關關境以外。
[3]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數據不包括居住在境內的港澳臺居民和外籍人員。
[4]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人口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的2010年底的數據。
[5]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人口數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供的2010年底的數據。
[6]臺灣地區的人口數為臺灣地區有關主管部門公布的2010年底的戶籍登記人口數據。
[7]家庭戶是指以家庭成員關係為主、居住一處共同生活的人組成的戶。
[8]文盲率是指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15歲及以上不識字人口所佔比重。
[9]城鄉人口是指居住在我國境內城鎮、鄉村地域上的人口，城鎮、鄉村是按2008年國家統計局《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劃分的。
[10]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是指一個直轄市或地級市所轄的區內和區與區之間，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不在同一鄉鎮街道的人口。

單身80後申公屋飆一成

申請公屋的單身「八十後」愈來愈多，公屋單身申請人中，三十歲以下的申請者佔近四成半，有七千八百名青年是去年新登記，升幅逾一成；四成「八十後」申請人更具有專上學歷。房委會將於下周二討論非長者單身申請者配額及計分制的運作，有委員建議放寬配屋限額、增加公屋建屋量，以應付需求。

截至去年底，公屋輪候冊上約有十四萬五千宗申請，其中非長者單身申請者有六萬零三百人，當中四成四為三十歲以下。至於新登記方面，在去年四月至十二月底的九個月內，三十歲以下單身申請人新增七千八百人，較○九至一○年度全年的七千個新申請，增加逾一成。

去年有一千二百零八名非長者單身申請者透過配額及計分制獲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為二點三年；但過去四年並無三十歲以下人士經此制度下獲配公屋。

非長者單身申請者中，一成半有家人居於內地，當中五成三打算在家人來港後「轉隊」，主要轉為家庭申請類別。因為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轉隊」時，可保留所累積輪候時間的一半，最多為一年半，變相是「排定隊」，縮減日後的輪候時間。

三成四是學生

因應社會關注單身青年申請公屋問題，當局也特意調查及分析單身青年申請者的個人狀況，發現當中有三成四是學生，具有專上學歷的人也達四成。不過，單身青年中有三成人的入息事實上已超越輪候冊入息限額，料在編配公屋前會被列為取消個案。

對於單身申請者愈來愈多，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當局無意放寬單身人士上樓的限制，並認為有需要加強宣傳教育，冀年輕單身者知道「排隊」時間一般要十年八年，多年後他們的入息或已超過入息限額。

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楊倩紅認為，非長者單身申請者為數不少，建議當局應配屋限額由現時的二千個，放寬至三千個。另一委員林翠蓮則指，針對單身青年住屋的問題，公屋未必是最佳的解決方法，因入息限額放寬程度有限，青年一旦大學畢業便很容易超越入息上限，因此建議當局加快推出「置安心」，為他們提供多一個選擇。

成員文裕明認為，由於政府停建居屋，斬斷青年向上流動的階梯，令大批青年申請公屋，務求「買個機會」上樓，政府必須負上責任。

資料來源：星島日報 2011-03-11

星港比併 港80後結婚就業俱難 普遍遲婚 副學士就業率遠低

本港80後躁動不安，即使政府派錢也無助解決就業和置業艱難等長遠問題，反觀競爭對手新加坡 ，其80後相對穩定。本報綜合兩地80後社會數據，發現本港青年普遍遲婚、升大學比例低，副學士就業率僅三成，遠低於星洲達七成副學士就業；本港15至29歲青年的失業率也較高。港大學者指星政府對人口問題「準備比香港好」，透過多元化升學 途徑及資助置業，紓緩80後的不安。

本港80後對社會不滿的現象近年引起廣泛關注，人口和社會資源相若的新加坡，80後不滿情緒則明顯較少。曾替中央政策組 研究80後的港大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接受訪問時表示，星港社會同面對社會流動性低及人口老化等問題，但星洲在政策上準備較好。

升大學比率 星高逾6百分點

以本港80後最關心的升學為例，葉兆輝說，本港過去10多年來將學生升讀資助大學比例維持在18.5%，但新加坡高達25%，較本港多6.5個百分點。新加坡政府更計劃，在2020年將適齡學生升讀大學比例增加至35%，稍後將創立新加坡科技及設計大學和新加坡科技學院。

本報比較兩地多項社會數據，發現星政府的大學支出近年急升，由2004年的47.3億港元，升至2011年的194.59億港元。但本港大學資助委員會的撥款，8年來只維持110億至120億元，終被星洲超越。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除大學本科外，另設與本港副學位相似的理工學院文憑課程，作為另一升學途徑，其畢業生就業率高達68.5%。不過，香港副學士的就業率只有35.9%，另有57.5%學生選擇繼續升學，出路不廣。

此外，新加坡15至29歲的失業率也比香港低，在2008年新加坡八十後失業率下跌至5.2%，比香港的5.42%稍低。

葉兆輝認為，本港80後除欠缺升學空間外，住屋問題也是怨氣根源，「現時樓價高企，80後想結婚生仔也要先花很長時間儲首期，令他們被迫推遲婚期」。本港的結婚年齡中位數男性是31.1歲、女性是28.4歲；新加坡的結婚年齡比香港早至少1.3歲，當地男性結婚中位數是29.7歲、女性是27.1歲。葉兆輝續稱，本港80後即使成功買樓結婚，也擔心成為「樓奴」而對未來欠缺安全感，但新加坡則有八成人住在由政府興建的組屋，讓年輕結婚夫婦優先購買，加上其鼓勵生育的政策，令新加坡80後可安居樂業。

學者：星洲多元發展 免經濟單一

葉認為，星政府的危機感極大，「意識到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所以大力投資教育，積極發展服務業、高新科技產業等，避免經濟過於單一。本港經濟卻仍以金融為主，「經常諗點靠內地打救」，認為港府應有解決問題的決心，投資專上教育、發展六大產業等。

資料來源：明報 2011-03-07

「學位溢價」低迷 大學生月薪高中學生500元

當直資學校的畫皮開始被審計署揭開，一心藉要子女年紀小小便學琴學舞學這學那，以求及早躋身名牌中小學進而讀上大學的中產、次中產以至偽中產家長，今日還是為當局公布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結果心情忐忑，能入到心儀學校的彷彿好過中六合彩，入不到的幾乎以為是世界末日。可他們更準備要接受的現實是，香港早已進入「學位溢價」（collegepremium）日益貶值的年代。2009 年的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可以低至6000元，2010 年也只是稍為升至7000 元，與同年畢業的中五生相比，竟然只分別高出500 元及1000 元，差距可以不夠一成。「大學無用論」可謂從未如此顯眼過！

今時今日，當回歸以來當局企硬要每年收大學本科生42100 元學費，每年新畢業的大學生，平均月入的起薪點，已經可升更可跌。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數據顯示，97 年的大學新畢業生，平均月入起薪點的中位數，還多出同年中五新畢業生近82%。但98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兩者差距瞬間大幅收窄，到2000 年，即僅相差不足五成半。江河日下，到去年，大學生初出茅廬，入職水位已不過只高中五生50 %。

近年大學生多「水分」

大學學位為何愈來愈不值錢？老紀請教中原人力資源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她直言，隨回歸後香港連番經濟逆境，僱主難出高價請人，新畢業大學生便首當其衝： 「沙士那一年（03 年），40%新入職大學畢業生，平均月薪一度僅得600 0 至8000 元，另40%更只得4000 至6000 元。」與此同時，中五新畢業生的入職起薪點「跌極都有個譜」，即使03 年最少也可有3500 元，與個別低薪入職的大學生僅相差500 元。

周綺萍續稱， 自當局2000 年開設副學士課程，讓部分原本入不了大學的學生，藉此最終取得學位後，每年取得學位畢業的人數，由原本不足15000 逐步增至達20000個，增幅超過三成三。但對僱主而言，部分學位畢業的學生根本「未夠班」，結果除了讀醫讀金融的外，整體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都被拉低。到近五年，更陸續出現一種奇特現象。

「早前有僱主肯出底薪9000 元再加花紅，僱用多名剛畢業的大學生做顧客服務工作，但這些大學生上工後，卻嫌他們對工作投訴又多，又不肯學肯做，連英語會話能力也不太夠，不數個月更只剩一個繼續留下來。僱主想來想去不是辦法，決定提高底薪至11000 到12000 元，挖來一些雖已四十來歲，卻有豐富相關經驗的中五畢業生來工作。」結果，今年就算同樣是剛畢業的大學生與中五生，個別新入職的起薪點差距，也不過是 1000 元，較九七年兩者足可相差2000 元比較，減少足足超過一半。

大規模衝突如箭在弦

曾幾何時，學術界提出一個稱作「學位溢價」的概念，意指取得學位的畢業生，平均較一般中學畢業生收入多出的百分比。可如今，當局一邊講要藉教育解決「跨代貧窮」，一邊則繼續縮班、直資，將基層子弟「愈搞愈窮」。如今就連悉心培育子女入大學的家長，隨當局缺乏長遠發展藍圖，到子女最後大學畢業時，也恐怕落得悔不當初，驚覺自己一直墮入本港教育被扭曲成港大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年前所說的「位置對比的物品」（positional goods）陷阱。

尤其當更多就算是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看不見前景，當局茫然以對香港進一步墮入「M 型社會」、「中產下流社會」更是不消提時，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國良跟老紀講： 「當局管治思維若仍故步自封，懶理更多大學生憧憬畢業後能有良好生活質素，到最後卻發現被建制扼殺時，在外國，雙方因此出現大規模衝突的結局，已經放在香港眼前。」

 

美三成副學士收入勝學士

「學位溢價」逐步變成「學位跌價」的現象，已連美國勞工部也提出預警。當地更有大學調查發現，近三成副學士月入已經多過大學生。學者預期，大學生往後要保證有好生活，必先要選讀市場最渴求的專業，「往後不單要有幾個學位，更是不斷要取得新學位」。

資料顯示，美國近年雖飽受金融海嘯衝擊，但較諸香港學位溢價已經跌至個位數百分比，仍能保持在約百分之七十的水平。

然而，美國勞工部早前警告，美國未來十年發展最快的三十種行業當中，只有七種要求入職人士必須大學畢業，比率僅約百分之二十三。其餘的如顧客服務、家居照顧及食品製造等，只要一張高級文憑便「搞掂」。

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一項調查結果則更駭人：近三成當地畢業的副學士，月入已經爬過大學畢業生的頭。

查實，美國華府智庫「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伯恩斯坦（Bernstein） 年前已點出，「學位溢價」恐怕快將一去不返：「經濟成長的果實，都落在相當少的一群人身上，這群人擁有他人沒有的特殊技能和資產，這與你是否高等教育未必有關。要取得超過通脹數字的年薪，擁有大學學位通常是必要的，但是還不夠。」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凱茲（Katz）與高甸（Gold in）亦指出，以前要大學生來做的中層管理或某些專業工作，如今都可藉外判海外或用電腦搞定，他們在勞資市場的議價能力自然要跌；只有工作性質更講創意，範疇更僻更專的，人工才會繼續水漲船高。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何國良補充稱，當局常強調香港經濟易受全球發展衝擊，港人要自求多福，「往後不單要有幾個學位，更是不斷要取得新學位」，卻是要犧牲作息時間等生活質素作代價。

大學生失業率SARS後新高 城大長居首 去年達7.9%

 

【明報專訊】每年8間大學產出約1.5萬多名由公帑資助的大學生，但這些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近年出現有升無跌情，屢破紀錄，2009年大學生失業率為3.2%，較「SARS後」的04年失業率1.8%，高出近一倍。其中城市大學更屬「重災區」，失業率長期「冠絕」八大，09年該校失業率高達7.9%，即100個城大畢業生中，便有8人失業。

每年底，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均會蒐集各間大學的畢業生數字，掌握畢業生畢業半年後的就業情。

04至09年，大學生的失業率上升。04年大學生失業率為1.8%，至2009年升至3.2%（見圖），失業人數由192人升至396人，「失業大學生」足足上升近一倍，比率和人數均為6年之冠。反映「開工不足」的就業不足率亦同樣慘淡，由04年的3.2%，升至09年5.8%，同樣是近年新高。

人力顧問：海嘯所致 3.2%仍算低

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外務總監吳克儉分析，近兩年失業率較高，主要受08年金融海嘯所致，反映招聘市場尚未復原，加上近年受政府資助大學生數目有所增加，拉高了大學生失業率，但認為大學生失業率3.2%，水平仍是低。

教資會亦公布每間大學的失業率。以09年為例，近400名失業大學生中，城大便佔近四成，人數為155人，中大和理大各佔約兩成。城大失業率「冠絕八大」，並非今年獨有情。該校由05年起，失業率之高一直拋離八間大學，近3年情尤其嚴重，08年的失業率更達8.3%的新高紀錄。

城大：畢業生不急於入職場

城大發言人回應指出，失業人數當中包括計劃到海外升學或準備創業的畢業生，並指過去5年該校畢業生的就業率亦與其他大學相若。發言人續指出，城大07年委託一間調查公司就畢業生的就業情進行調查，顯示每年均有部分畢業生不急於踏入職場，理由是要找到最切合個人興趣、有培訓及可以發展個人潛力的工作，該校會就調查所得資料制定相關措施，協助畢業生就業。

此外，整體薪酬水平方面，嶺大和城大的畢業生的待遇較其他大學低。由於薪酬數據是包括醫科畢業生，令中大和港大會較其他院校高。

教資會的數字亦反映近年畢業生多了選擇繼續升學，以往選擇進修的比例約為一成左右，但09年則有一成半學生選擇升學，比率為近年新高。

明報記者 姚國雄

Downward Mobility by Anthony Cheung

Hong Kong is no stranger to the capitalist malaise that is increasing the wage gap

Anthony Cheung
Updated on Nov 02, 2010

Two weeks ago in this column, I made the point that the widening wealth gap in Hong Kong has more to do with our narrow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at it requires new thinking in economic strategies and industrial policy, as well as government social policies.

This drew an immediate challenge from columnist Jake van der Kamp, who would want us to believe that Hong Kong has a broad economic base, that our costs of living are low, that our low-income workers should not moan because "the hard evidence says there has been enormous upward mobility". I am not anti-market or an advocate of a "loser" culture, but I don't believe in the infallibility of the free market.

Post-war capitalism suffers from a dual crisis of "accumulation" (continued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and "legitimation" (of the capitalist order). That's why many Western governments, welfare state or not, have expanded social security and income maintenance to help reduce class confrontations; seeing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East Asian states, some have pursued state-led, economic reinvigoration policies. Hong Kong is no exception to such a crisis. Income disparity is becoming a major destabiliser, and we must look beyond gross statistics to gauge the real problem.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and doing business is a frequently heard complaint in all the world's large financial centres. Hong Kong ranked second last year and fifth this yea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st of Living Index.

Living costs are determin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exchange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s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does not give us the full picture. Indeed, the CPI increase has remained very low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 at 1-2 per cent, and exceptionally 4.3 per cent in 2008 - but we need to look at the components. Housing makes up 30 per cent of total expenditure, and private housing rents have increased by 3.6-6.8 per cent. With some 30 per cent of domestic households in public rental housing, the government's low-rent policy, plus occasional rent exemption measures, have helped keep CPI low. According to the Consumer Council's analysis based on major supermarket price data, grain and oil food items went up by 15 per cent in 2007 and 34.9 per cent in 2008, though they dropped last year. Our daily necessities are mostly imported, and consumer prices will go up because of the weakening Hong Kong dollar due to the US dollar peg. A recent consumer confidence survey of the region found that Hong Kong lags behind the mainland and Macau, mainly due to declining confidence in consumer prices, living standards and housing purchases.

Hong Kong's Gini coefficient - which measures overall income disparity - deteriorated from 0.518 in 1996 to 0.533 in 2006.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using half of the median income as the poverty line, the overall poverty rate was 18.1 per cent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Poverty was highest among the elderly - 65 years and older - at 33.9 per cent. Even among young people, aged 15-24 years, it was 20.1 per cent.

The median domestic household income was the same last year as in 1999 - HK$17,500 per month. Yet households with less than HK$10,000 had jumped in number from 498,600 to 649,900, and those with less than HK$25,000 from 1,319,500 to 1,511,600 homes - or three-quarters of the city's households. Although households at the top end, earning more than HK$100,000, increased from 46,700 to 65,600, the gap is clearly widen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a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d employment earnings. Statistics show that employees with post-secondary, non-degree qualifications earned a median monthly income of HK$13,000 last year, and those with degrees earned HK$22,000 - down from HK$16,000 and HK$23,000 in 1999.

Different occupations fare differently. Managers and professionals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mostly earned much more over the past decade, but some in other sectors like transport, storage and trading have not. For technical, clerical, service and non-production workers, wages have mostly remained stagnant or declined.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ith better education and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and professional positions may have increased, but there is just no evidence of enormous upward mobility in terms of income.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is an executive councillor and founder

學位貶值 09畢業生低薪過97

【明報專訊】本港樓價節節上升，部分樓盤更超越1997年的水平，可是「80後」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竟然反其道而行，手上擁有的學位大幅貶值。回歸12年，2009年畢業生平均起薪點竟較97年還要少4%，即使與98年金融風暴低谷相比，09年畢業生的起薪亦僅較98年畢業生多1%，即每月只多166元。大學生起薪的增幅與過去12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公務員起薪加幅，可謂「完全脫軌」。

與公僕薪酬加幅「完全脫軌」

曾幾何時，大學生被捧為「天之驕子」，手執一張「沙紙」，是「搵到份好工」的保證。雖然香港回歸後火速發展，本地生產總值由1997至2009年的12年間增加了兩成，近年樓價更屢創新高，惟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卻每况愈下。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自回歸以來的數字，09年畢業生的平均年薪僅得16.4萬元，即每月13,667元，這較他們12年前畢業的「師兄師姐」、即97年的畢業生年薪17.1萬下跌4%，97年每名畢業生的平均月薪為14,250（見圖）。

不過，減薪現象主要來自私人市場，政府工似乎未受影響。廣受大學畢業生歡迎的政府二級行政主任（俗稱EO），97年起薪為20,865元，12年後起薪點增加10%，09年入職EO的月薪達22,985。

人力顧問﹕大學學位增加所致

中原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認為，09年畢業生起薪「衰過97」是大學生數量大增所致，她指《施政報告》建議增加大學學位，會進一步拖累日後大學生起薪。「以前只有7間大學有畢業生，現在連副學士讀完都駁到上大學，供應多了很多，年輕人可透過不同方法拿到學位。」

過去20年，受資助大學學位一直「封頂」為14,500個，但今時今日，提供學位並非資助大學的「專利」，自資界別合共提供約3200個一年級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及約2000個銜接課程學額。

周綺萍認為，除了供應增加，畢業生的質素參差亦是另一「減薪」原因：「我聘請一個排名榜末的大學生，真是當他是中七生看待，他們的語文能力、工作態度、與人溝通、相處能力大不如以往的大學生，僱主也不想加他們的起薪點。」她說，現今手持學位的畢業生會感到氣餒，但畢業生要調整心態，「不要再以為自己很了不起」。

此外，新生代的畢業生無論來自那門學科，也難逃起薪點減少的「厄運」，其中修讀工程、科技、理科的更屬重災區，畢業生薪酬較97年下降一成半（見另稿）。

工程科技理科重災區

較「幸運」的是醫科和修讀教育的畢業生，12年來起薪只是減少約4至5%。

合眾人事顧問總經理蘇偉忠分析，由於醫療和教育一向可免受經濟或私人市場影響，行業需求亦不會因為經濟起跌而萎縮，加上醫、教兩個界別的「大僱主」均是政府或政府資助機構，令這批畢業生受「庇蔭」。

 

 

工程師薪酬插水     畢業生轉行金融

【明報專訊】1990年代，本港不少大型工程上馬，手執工程學位可謂無往而不利，工程系大學生被視為高人一等，97年工程系畢業生起薪高達14,166元，僅次於醫科、教育等專業。好景不常，09年工程系畢業生起薪跌至11,833元，薪酬在一眾科目中排名「尾二」，僅高於讀純理科的畢業生。

不再吃香 收生要求降

不少高中生選讀大學科目時會考慮就業前景，吃香的行業受尖子歡迎，收生成績也水漲船高。以科大的土木工程系為例，97年收生成績為高考3科「BBC」，是該校第二收生高的學科，僅次於會計系。09年該科收生已跌至「CDD」，與收生要求一向較低的純理科相若，反映工程系收生成績和畢業生薪酬待遇均不復當年勇。

曾參與五區補選的大專2012成員黎敬輝，去年畢業於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科，首份工作月薪1萬元。他說，香港工程界前景欠佳，晉升緩慢，加上工作環境不理想，又時常要返內地工作，令不少畢業生拒絕入行：「當年我班同學約有七成都已轉行，多從事金融工作。」他表示自己對政治興趣大，故連他也正在「轉行」，找一份與政治有關的工作。

黎敬輝指出，工程界有「人滿之患」，供應多導致薪金偏低。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數據，97年的工程及科技畢業生只有3100人，09年則有3700人，增幅達兩成。

 

09年畢業生﹕入職7000 日做11小時

【明報專訊】現職雜誌攝影助理的港大理學士畢業生林松澧坦言，去年畢業後幾經轉折才找到現職位，入職薪酬只約7000元，更需每天工作11小時，但他不氣餒，自知經驗淺，決定由低做起，現薪金已調升至約萬元。

24歲的林松澧慨嘆，自己雖對攝影有濃厚興趣，但在傳媒業沒有經驗，故畢業後3個月寄出6封求職信全沒回音，只有現職雜誌社以低薪聘請，唯有「慢慢做再找新工」，他慶幸工作逾半年，薪金已獲調至約萬元，但「每次聽到朋友入職薪酬過萬便會有點難過」。

「連家用也沒法支付」

他直言，高考時理科成績理想，所以在大學主修生物化學，但因課堂沉悶、考試多靠背誦，令他對從事研究工作漸失興趣，最後於三年級副修新聞學科，期望畢業後於攝影行業發展，無想到前景這麼不明朗，「這麼少的薪酬，連家用也沒法支付，我也覺得自己很差」。

 

96年畢業生﹕加薪快 幾年達2萬元

【明報專訊】1996年畢業於科技大學會計系的的立法會議員李慧琼，當年獲六大會計師行發出聘書，薪酬劃一為1萬元左右。她說：「那時我們會計學生的起薪雖然不及其他科的畢業生高，但那個年代只要是大學生，加薪速度也很快，幾年後便可以有逾2萬元，那年畢業的同學，幾乎人人也不愁無工做。」

她指出，09年的大學生薪酬較97年還要差，反映學位大幅貶值，亦與大學生畢業生人數增加有關。她認為，大學生起薪減少之餘，每年的加幅少才是致命傷，即使工作了五六年，薪酬仍未能突破二萬大關，令一班擁有學位的年輕人，也會傾向埋怨社會，不滿未能「向上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