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政策进退失据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29  周永新 政府上周推出「九招十二式」规管卖楼，又主动安排两幅在香港和九龙的地皮 于年中拍卖。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宣布措施时明言，这显示政府决心压抑过分飙升的楼价，也让置业者有更多资讯，提高售楼的透明度。 政府推出的招式并非法规，安排拍卖的两幅地皮将来兴建的是「豪宅」，评论 因此认为措施强度不足、治标不治本，难对楼价产生降温效果，也帮不了小型单位的准买家。今次的措施能否收效，一年半载便知晓。明显地，政府现在对楼市的态 度，既不想它升，也想不它跌，最好平平稳稳地不升不跌；但这样的平衡，难度甚高，非一招两式可达到。 有责任照顾低下阶层 归根到柢，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政府采取怎样的房屋政策？最近有关应否复建居 屋的讨论，政府一再重申：既然详细考虑后才退出私人物业市场，怎可轻率改变决定？我在这栏多次指出，当日停建居屋，并没有经过什么深思熟虑，是政府为了挽 救濒临大崩溃的楼市推出的众多措施之一。 停建居屋是仓卒的决定，谁也无法否定。试想想，若然退出私人物业市场是政 府长远的策略，是经过周详计划的决定；那么，政府怎会让万多个居屋单位留着不出售，而仍要作出停建、停售的决定？若然是深思熟虑，就应先有秩序地把居屋售 罄才宣布停建，怎会留着万多个空置单位？这实在太荒谬了！ 我不是要翻停建居屋的旧账，香港地小人稠，住屋从来就是大问题，无论是回 归前或回归后的政府，对房屋供应怎会置若罔闻？少一点关注也是不成的。当然，香港实行的是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政府不能取代发展商的角色，但政府拥有土地 供应操控权，不会任由地产商自把自为，最近对售楼的规管和增加地皮拍卖是最佳的证明。 其实，政府对房屋供应的干预，从来就只有多不会少。首先，政府为低下阶层 兴建住所，承担责任之巨，只有新加坡政府的规范更大，但新加坡政府的公屋（组屋）是面向全新加坡国民，香港针对的是那些没有能力（或非常吃力）在私人市场 应付住屋需要的低下层。 政府兴建公屋直接干预物业市场，只因发展商对收入偏低及无法为他们提供可 观利润的市民的住屋需要没有兴趣；同一道理，低收入或公屋居民的置业愿望，地产商也不会考虑。换言之，政府必须承认，在房屋供应上，单单采取被动的角色是 不足够的，特别是那些被地产商遗弃的市民，无论他们要住屋或置业，政府都有责任为他们解决问题或提供协助。 「孙九招」只代表放松干预除公营房屋外，政府对整体房屋的供应和销售，也 必须有全盘的规划和严格的监管。这方面，梁振英上周在《明报》专栏中有详尽分析，一些观点不在这里重复了。其实，只要翻查过去房屋政策的发展（一九七八年 开始我在《信报月刊》发表数篇关于福利和房屋政策的文章），便知政府对土地和房屋的供应和分配，用今天的术语，是抓得很紧的。毕竟要稳定社会，政府不能让 贫苦大众「无瓦遮头」；要保证库房有充足收入，政府对私人物业发展必须「密切关注」。 房屋政策的规划，评论者多从麦理浩的「十年建屋计划」作开始（当时的目标 是为全港市民提供独立住屋单位），但在麦理浩于一九七二年出任港督之先，很多关于房屋的措施早已存在，最大规模要数徙置房屋计划，还有廉租屋；而私人楼宇 的租务管制，不但存在久远，更且延伸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麦理浩以后，政府于八十年代中即着手制定房屋的长远发展策略，并于一九八六年发表有关文件；而今天 成为亚洲金融风暴楼市崩溃代罪羔羊的「八万五」建屋目标，见于一九九七年的《长远房屋发展策略评议谘询文件》。 总之，二○○二年政府为了挽救楼市而宣布的一系列措施（俗称「孙九 招」），只代表政府放松干预物业市场，并非对整体房屋规划不闻不问。七十年代初，一本讨论房屋政策的书用了《多么珍贵的土地》（The Land Is So Precious）为书名：香港土地这么珍贵，政府怎可以没有长远房屋发展策略？ 救市衍生不少弊端 二○○二年挽救楼市的措施衍生出来无论是好的或坏的后果，今天才逐渐浮 现。最大的利益是使疲弱的楼市逐渐复苏、负资产成为过去、政府财政转亏为盈；但改变了政府的卖地方式、停售屋居、撤消鼓励及协助市民置业的计划、容让发展 商有更大弹性和自由……这一切复兴楼市的措施却也产生不少弊端。 坏处之一，是楼价再次上升至极不合理的水平。虽有发展商认为楼价仍未到九 七水平，不算高，但教导子女的，只会拿好人作榜样，怎会叫他们去学坏人？之二是，楼宇供应断层，年轻夫妇只怨自己结婚不逢时；之三是，公屋居民置业梦想幻 灭，旋转门停止运作；之四是，旧楼出现强迫维修和被迫「强拍」的两难现象，业主和租客无所适从。 除以上弊端外，政府还放弃了长远房屋发展规划，自我抽离私人物业市场，造 成的社会分割，以及如何窒碍阶层间的流动，下次再谈。

理性预期与「非理性」行为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26 雷鼎鸣 政府制订政策时，应否把人民视作博弈的对手？这是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 期」假说的核心问题。 不能忽略「下有对策」 理性预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盛于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 中，其后融入了「实际商业周期」理论。什么是「理性预期」？它的奠基人之一普雷斯盖特（Edward Prescott，○四年诺奖得主）多次对我说，理性预期便是宏观经济学的贝叶斯博弈（Bayesian Game）。普雷斯盖斯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对我十分关顾，他的话我当然要搞清楚。 博弈的部分是指政府若改变政策，不能假设人民的行为会一成不变。「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人民会把政府看作博弈对手，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若政府不顾及此点，政策不但可能失效，甚至可能出现反效果。贝叶斯部分是指人民观察到社 会的一些变化后，会自行推断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可能推断错误，有时这些错误还可能被扭曲的制度所扩大，但他们却不会永远受骗，被政府误导。不少凯 恩斯的政策，其成效是建基于人民是可以愚弄这一假设之上，所以「理性预期」中着名的「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亦是对凯恩斯经济的批判。 金融风暴后，一些政府病急乱投药，采用了一些凯恩斯式的政策。政府多由政 客及官僚组成，他们不懂经济，毫不奇怪。但使人惊讶的，是不少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在八十年代以前接受博士课程训练的，亦因而不一定懂得「理性预期」理论所 需要的相当高深的数学工具），其中包括一些在某些领域颇负盛名的，仍然显露出对「理性预期」的误解及无知。极端的例子是以为「理性预期」假设了人民永不犯 错，对于博弈的部分更是回避不谈。 人民在意自身利益 我对「理性预期」没有做过原创性的贡献（这不是我的研究范围），但算是有 足够资格批评这些人，因为我的不少老师及同学都曾积极参与过建构「理性预期」理论，所以我知道他们说过些什么，没有说过些什么。在香港，懂得「理性预期」 的经济学家也一大堆，例如港大的阮志华、城大的关荫强、早已离开科大的练乙铮等，我相信他们会同意我关于「理性预期」的观点。 「理性预期」假说是否成立？这问题有很多种验证方法，我这里只从一个略带 哲学性的角度，作点探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味着人民似乎十分在意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小圈子利益），如果界定他们利益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他们也会 调整自己的对策。但人是否这么懂得计算，甚至是自私的「经济人」？此点颇有争议。 自私与利他 动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有本着名的通俗读物，叫《自私的基因》（一九七六年版）。书中道金斯直指人类的基因中暗地里早已被输入了某种程式，人变成了一种十分自私 的动物。有时动物的行为也有「利他」的特征，但这可能也只是保护自己族群繁衍的必要手段。上周我提过，受后叶催产素（oxytocin）影响的人会变得较 慷慨，我后来问过研究神经科学的小儿，他觉得我大惊小怪，生物学家早已知道激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女性生育时催产素自动分泌，有助母亲对子女产生关顾的感 情，减少抛弃他们的可能。 在没有受激素或药物影响下，人会不会有「利他」行为？当然是有的，此种例 子多得很，前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今有舍身救人的黄福荣，其「利他」精神使人敬佩。但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不少「利他」的例子，背后其实也可 能有着各种策略性的考虑。有一项前哈佛校长森马斯（Larry Summers）等人的研究便发现，那些住在老人院但拥有丰厚家财的，子女会勤于探望他们，但他们若只有独生子女，后者的探望率便大跌，因为遗产已是囊中 物，不用演戏。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有太多因素掩盖着，不易认清楚，所 以更好的方法是设计出一些可控制的实验，把这些因素都剔除掉，还原人类的真面目。近年出现的行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之一也正是此点。 独裁者博弈 行为经济学有个颇为重要的实验叫「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它的设计是这样︰博弈是甲乙两方，甲是独裁者，在实验中，他会收到一小笔钱，可能是二十美元左右，他有权决定会否把这笔钱的一部分送给他并不 认识的乙方，后者只能逆来顺受，不能反对。按这设计，人若是自私的，便会把所有的钱放在自己口袋中，不会付出一分一毫。但实验结果却显示，大多数（七成左 右）参与实验充当甲方的人都会乖乖的送出这笔钱的一部分（平均两成左右）。这个实验在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进行过，结果大同小异。这不是显示出人类的 真面目也颇有「利他」倾向吗？ 芝大后起的实验经济学家历斯特（John List）在他一系列实验中，却颠覆了这个观点。他进行过上述简单的「独裁者博弈」，也得过相同的数据，但他对实验再加入了新的元素，其中一个是这样︰甲 乙双方都同样分到一小笔钱，甲方被告知，他可以把自己一部分钱送给乙方，但若他愿意，不但可以完全不付，还可以把乙方的部分或全部据为己有。结果是只有一 成的甲方肯送钱给乙方，三成不送钱也不取走乙方的钱，二成人取走乙方部分的钱，四成人把乙方全部的钱拿走。李维特（Steven Levitt）及德布纳（Stephen Dubner）在他们的《超级怪诞经济学》（Superfreakonomics）一书中指出，看似有「利他」倾向的人，突然间又可变成夺取他人财物的盗 贼！自私的劣根性，似乎在大多数人身上存在。那愿意送钱的一成人，恐怕也只是因为钱的数额小，并且希望别人认为他们并不自私才肯这样做。 上述实验其实不只是要证明人是自私的还是利他的。世上什么人都有，各人受 自己先天基因或后天环境的影响也各异。更重要的一点是说明，当他们面对的制约改变后，他们的策略也会调整。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实验的结果。在简单的「独 裁者博弈」中，参与的甲方害怕被实验者观察到他们自私的一面，所以在不大情愿的情况下，也送一小部分钱给乙方。但在另一实验中，甲方被告知，原来按照游戏 规则，他不但可以不送钱，还可以取走别人的钱，他们的行为便随之改变。 坏孩子才分到糖吃 最近一宗事件印证了政府决策时，不能不考虑「理性预期」中「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博弈。中大王卓祺做的问卷调查，虽显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不同意激进手法的中间派，但其中一道问题的答案却被传媒夸大，甚至说到香港已到暴动的边 缘，王卓祺已就此事澄清。该问题是这样︰「你同唔同意，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只有用激烈手法先至可以使政府回应你嘅诉求呢？」有百分之二十点八的回应者说同 意，百分之五点一非常同意。 若有人问我这问题，我会回答「同意」，因为在今天的香港，似乎真的是你若 不激烈，政府便不回应，正是坏孩子才分到糖吃。但这并不等于我认同或赞成这种手法。对这问题回答「同意」的，可能有几类人，第一是知道激烈才有效果并且赞 成激烈的，第二是知道激烈的确有效但却不认可此种手法的；有一位记者告诉我，她属于第三种，可以接受别人的激进手法，但自己绝不参与。究竟每一类人的比重 有多大，我们不得而知。王卓祺谦谦君子，在交谈中似也同意此点。也许将来可再加一道题︰「你是否认同激烈手法？」便可把情况弄清。 无论实情如何，上述问卷的答案也是对政府施政手段的一个警号。港人素来急 功近利，但从前却不愿浪费精力向政府争取什么利益，原因是要争取也争取不到，所以唯有自求多福，自力更生。近年施政方法似有改变，政府常常有糖可派，而且 不论是否属实，市民时会得到一个印象，哪一个利益团体吵闹得声音大一点、行动激烈一些，它成功的机会便高一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不能假设人民 在新的施政方针下，还是不懂计算，乖驯如昔。也许最初只有一小撮人用激烈方法，但他们若成功，其他人就算不懂计算或不认同激烈行为，也会有样学样。一些看 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是很理性的策略利益计算。 政策要跟着道理走 在这种问题上，中央政府便聪明得多。我们先不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好是 坏，但众所周知，外国愈要逼迫中国把人民币升值，中国便愈刻意建立一种永不就范的形象。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策略。中国政府是要树立一种声誉：外国施压毫 无作用，只会有反效果，所以你以后不用再施什么压了。 回到香港问题，上面所述是否叫政府不理人民诉求，独断独行，一意孤行呢？ 绝非如此。民意要听，但更重要的是要分辨哪些诉求是符合长远公众利益，哪些不是。政策要跟着道理走。理性的诉求，没有激烈的手段作后盾的，政府也应迅速回 应。合理诉求但手段激烈的，可等到激烈手段退潮后才回应。不符公众利益的诉求，就算手段激烈也要毫不让步。人民对政策看在眼里，行为也会调整。这些才是符 合「理性预期」贝叶斯博弈的做法。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

与雷鼎鸣商榷社会流动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22 黄培烽 有研究社会流动和阶级分析的朋友说，这阵子他们是莫名其妙的兴奋，试想 想，全世界有什么地方竟突然间有这么多人谈论社会流动？被搁在一旁的报告大家赶着拿来读，各界纷纷进言献策，不令人鼓舞吗？可惜现有数据有限，不少讨论都 只能流于印象式和立场陈述，尚待实证研究验证。经济系出身的雷鼎鸣教授或者亦有所感，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信报》发表了题为「社会流动与机会平等」的文章， 试图拼弃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客观数据探讨香港近年的社会流动状况，丰富了讨论的广度，惟有几点值得商榷之处。 社会流动有多种定义，雷教授的分析是以收入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方法，并假 设不同阶层在人数上的变化便反映社会流动。透过分析政府的住户调查数据，他指出与一九九六年比较，二○○六年的「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减 少，中高收入的则上升。香港社会还是有点社会流动性！」 收入增≠社会流动 无疑，收入是量度社会流动的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但单以此判断社会流动的高 低，却稍嫌武断。极端的例子可以是，某位清洁工人原本的月薪是五千九百元，在工作十年后终获雇主加薪二百元，亦能造就「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 所减少」这种情况，但这是否代表了社会流动？相信这名清洁工大概不太认同吧。我想雷教授大概知道，收入分布亦常用以分析贫富悬殊，而向上流动机会多的地方 亦可以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十等分收入分布」（income distribution by decile）这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所有数据按其收入顺序排列，由低至高分为十个人数相等的「十等分组别」（decile group），再计算每个十等分组别的平均收入及占全港总收入的百分比，借以比较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层阶的收入差距的改变。 根据统计处的住户数据分析，第九和第十个十等分组别的每月平均收入由一九 九六年的二万五千元上升至二○○六年的三万元，而第一和第二个十等分组别的收入则由四千元下跌至三千五百元。贫富问题可以如雷教授所说般充满意识形态，但 以上的官方数据却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客观证据之一。 雷教授在文中亦提及「十多年来香港住户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滞不前」，即是部 份人收入的上升抵消了部分人收入的下跌的零和游戏。 隔行如隔山，我不清楚经济学是否有社会流动的课题，但在我较熟悉的社会学 中，社会流动研究属专门领域，已发展出严谨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社会流动的其中一种意思是指个人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上的转变，可包括收入、职业和社会地位等因素。除社会流动（包括向上和向下流动等）的幅度外，社会学者亦关注社会流动的开放程度及平等机会 等问题，并借以了解社会结构的转变。雷教授认为「量度机会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社会的流动性」，但社会整体的向上流动程度高，却并不等同于人人机会平等。 主观感受被忽略 平等机会的意思一般指个人的出身（即父母的阶级位置）并不会对其社会流动 产生任何影响，但这却不是能单从分析收入分布所得知的。不少社会学者关心社会流动的开放性（openness），以回归系数（regression）或分 割表（contingency table）的统计学方法，审视阶级出身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例如来自草根家庭与来自中产阶级的下一代是否有相约的向上流动机会），并尝试确定影响社会流动 的因素（例如教育能否提升社会经济地位），这才算是较为全面的分析。 关于社会流动，个人主观感受的重要性亦一直被人忽略，这不是雷教授所说的 「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客观的社会流动与个人所感受到的可能有所出入。例如黄伟邦在九十年代以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的研究便指出，纵使定量研究的数据显示当 时的向上流动机会并非人人平等，但只要个人能从同侪间得悉曾出现向上流动的经验，便可能产生「每人都有机会向上爬」的主观观感，并将自己未能提升社会经济 地位，归咎于个人能力的不足和际遇，而非社会封闭不公。 现在香港社会需要正视的，不单只是调查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否比以往低，更要 从主观感受出发，了解市民认为向上流动的机会存在与否。雷教授的分析指出今天香港的向上流动情况并不像部分人口中所说般差（其实吕大乐和吴晓刚在二○○六 年分别进行的定量研究亦得到相似结论），但如果进行严谨的调查后，仍发现大部分香港人相信他们很难有机会向上流动的话，产生这个落差的原因或者比社会流动 的幅度本身更值得令人关注。 不少陈冠中那一代的香港人难以信服《我这一代香港人》对战后婴儿的批评， 可能因为他击中了要害，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虽然备受争议但依然叫人动容，原因正是其社会学家的自省。 英国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教育分割窒碍社会流动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22 周永新 两星期前，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者中认同香港是和 谐社会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点五；而以一至五的量度表衡量，认同和谐的平均值是二点九八，低于三点○的分界线，即受访者较多不认为香港是和谐社会。 怎样才是和谐社会？实在难有清晰定义。中大亚太研究所刚完成的「香港和谐 社会」的调查，这次并非首次，是相同题目的第三次，前两次在○六和○八年进行；所以，和谐社会虽难界定，但民意对这问题的感觉和反应，趋势是明确的︰即香 港愈来愈不和谐，对立和矛盾不断增加。 负责这项调查的中大王卓祺教授在结果公布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详细解释调查 的意义，上周更在《信报》撰文补充，有关细节，不再重复了。令我感到兴趣的，是调查发现关于香港社会欠缺和谐的成因，与我近日在这栏讨论的话题正不谋而 合。 教育质量难均等 如贫富悬殊、市民感觉政府施政偏帮财团（我不想用「官商勾结」这些欠缺事 实根据的字眼）、无法解决政制上的矛盾等，这些都造成社会不稳，市民因此满是怨气。 愈来愈多市民感觉社会不和谐，和社会流动大不如前，两者其实也有密切的关 系。试想想︰如果刚出来工作的年轻人感到前路茫茫，他们会认为政府关心他们的出路吗？如果打工仔发觉自己的薪水过去十年不是停滞不前、就是有所减少，他们 会相信政府没有偏帮财团吗？总之，市民的收入原封不动，或不断努力仍在同一位置打滚，他们会没有怨气吗？社会怎会没有矛盾？香港怎会和谐？ 香港要翻身、要再次充满活力，首先就得了解什么事情妨碍了社会流动？什么 政策使市民认为自己再没有向上爬升的机会？上周提及的策发会关于社会流动的文件，最重要的结论是父母的学历常常影响了子女的学业成绩和日后的收入，而住屋 的状况和是否属于新移民也常决定了子女成长后能否晋升中产阶层。根据这些结论，我发觉政府近年不少政策，非但没有促进社会流动，且把市民分割了，加深贫富 悬殊之余，且窒碍了阶层间的流通。先说教育造成的影响。 回归以后，香港大专生多了，特别在董建华出任特首期间，增加大学学位外， 更引入各种为中学毕业生而设的文凭和副学士学位课程。香港要发展成为知识型经济社会，大幅增加年青人进修的机会是应该的，董建华的决定并没有错。不过，入 学进修是一回事，年青人接受的教育在质与量两方面是否均等，却是另一回事。 学校分类更明显 实际的情况是︰更高比例的年青人完成专上课程，但不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前途 更加充满信心，很多时是更大的挫败感觉，原因是教育政策使学校的分类变得更为明显︰教学语言的混乱不用说了，母语教学经过多年的艰苦经营最终成为「微调」 政策的牺牲品，英语授课再一次「挂羊头卖狗肉」。 另外，政策的混乱使一些传统名校转为「直资」，而原本为外国居民子女而设 的国际学校，成为无法接受本地教育制度的「避难所」，学校间的差距和分割是众人皆知和无法掩盖的事实！结果是︰有能力的父母寻求各种办法把年幼子女送到直 资或国际学校，待他们长大或稍可自顾时即送他们往英、美等国家的寄宿学校就读；期望子女在港完成基础教育的，则尽一切所能和人事关系争取子女入读区内名校 （最好是「一条龙」和全英语授课）；至于没有选择和办法的家长，只好听天由命，任凭命运（随机抽样）为子女的前途作安排。 这样，儿童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教育政策却有意无意地为莘莘学子决 定了他们要走的路。事实上，孩子们得到的教育，以质素而言并不均等，且出现严重的分歧，特别是走进了一条「次等」道路的孩子，日后要改变命运，不能说没有 可能，但要付出的努力，并不是轻轻一句「求学不是为分数」这么简单。 巩固不公平现象 这样把学童分割的教育制度，政府教育政策的失误实在难辞其咎。负责教育的 官员常说︰政府有四分之一经费用于教育，好像只要花了钱，就算有问题，责任不在政府身上。花了钱问题就可解决吗？不少父母尽一切所能满足子女的物质索求， 孩子就不会行差踏错吗？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现今的教育制度非但无法产生正效果，影响且常是负面 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巩固和延续了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上周提到，穷家子女长大后也多贫穷，策发会关于社会流动的文件也显示，十四岁前属于公屋或属于新移民 家庭，也往往与贫穷和低收入扯上关系。简单一点来说，儿童在新移民家庭长大、住在公共屋邨、父母属于低薪一族，除非他们天生聪颖，否则日后能出人头地，几 稀矣！ 家庭背景就这样决定了孩子要走的路吗？政府花了这么多开支用于教育，为什 么还是不能改变这样残酷的事实？更可悲的是，教育非但不能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拉近一点，让他们有较为均等的发展机会，且令他们之间的差距扩大，造成更大 的分歧。就是这样，教育制度把孩子分割了，窒碍了不同阶层儿童之间的流动。 教育影响社会流动毋庸置疑。教育的社会功能一旦失效，社会其他为人诟病的 现象，如贫富悬殊将无法改善，社会只会变得更加丑陋，社会流动也成为无法实现的神话。

一拍两散博弈 政改与旧区重建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19 雷鼎鸣 行为经济学中有一种叫「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的实验，其结果及意义虽充满争议性（将来再撰文详述），但其设计却十分有趣，对分析香港当前政局及经济颇有启发性。 这种博弈最简单的设计如下。假设有甲乙两个对手，他们要决定怎样瓜分掉一 笔钱，就算它是一百元吧。甲有权建议这一百元怎样分，乙只能接受或拒绝。若乙接受，便会按甲的建议分钱；若乙拒绝，这一百元便被拿走，二人一毛钱也得不 到。为突出重点起见，我们可以假设甲有两种方案，公平的建议是每人可得五十元，不公平的建议是甲可取走九十九元，乙只得一元。 乙应该怎样回应？对公平的建议，乙也许会接受，但对九十九与一元的不公平 建议，乙的策略应怎样？若按简单理性的计算，乙实在应该接受。如果乙拒绝，按照游戏的规则，乙一毛钱也拿不到，若接受，则尚可取走一元离去。按照这个逻 辑，甲知道可吃定了乙，大可只提出自取九十九元的方案，乙就算愤怒，其理性行为仍是就范接受这一元。 政改僵局难打破 这种实验在多个不同国家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地方都做过，结果颇奇怪。甲提的 建议，多数不会是九十九对一的方案，而是更接近五十对五十的较公平方案。为什么会这样？是否正如孟子所说，人性本善，人皆有公正之心？恐怕未必。 这种现象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可注意到，乙其实并不是真的这么弱势。在 甲提出方案前，已大可大锣大鼓地宣布，若甲不是把九十九元都交给乙，甲只可自取一元，乙便一定拒绝方案。 这种「一拍两散」的招数，使大家都一无所有，可以反制甲。面对乙这种态 度，甲须要判断一下乙是否只是虚言恐吓，还是真的如此强硬。乙方若一直都有做恶人的声誉，甲方反而可能屈服。 对这种博弈，与其用「最后通牒」作名称，我认为不如改用「一拍两散博弈」 更传神。过去二十多年来，这实验曾被进行过无数次，有些实验甚至在事前对甲方注入后叶催产素（oxytocin），并发现受过这种激素影响的人，会变得更 慷慨（大学找富豪捐款前，若能先对后者注入催产素，则形势大妙）！又有些实验先对女性注入睪丸素（testosterone），竟发现她们会更懂得在博弈 中让步，结果使人啧啧称奇。 在真实世界中，我们自然不大可能先用什么激素去操控别人的思想，所以甲乙 双方都先要估算对手的真实态度才敢出招。若摸不准，甲提出五十对五十的中庸建议，不失为安全能避免一拍两散的策略。 「一拍两散博弈」所包含的设计看似抽象，但其实应用性甚广。篇幅所限，这 里只讨论两个例子，第一是当前关于政改的争议，第二是旧区收购重建的问题。 香港应有普选的时间表，我二○○四年已连续写过几篇文章论证此点（见拙着 《为香港经济把脉》一书）。现在政改争拗的重点已稍有转移，但仍脱离不了「一拍两散博弈」的格局，事实上，○五年已「一拍两散」过一次了。 博弈中的甲方显然是政府，乙方或可视作是泛民。政府先提出政改方案，泛民 可接受可拒绝。若接受，皆大欢喜；若拒绝，方案不够票通过立法会，则政改没有进展，原地踏步，双方似都有损失。问题是，从泛民的角度看，在政改方案上政府 让步太小，占了大便宜，泛民则只勉强可分到一杯羹。但从政府（或人大）的角度看，泛民的反建议则是前者吃亏（但也有因能够推动到政改的政治得益），后者捡 着便宜。 既然当前政改局面有着「一拍两散博弈」的全部特征，最后会如何了结？在这 种格局下，双方都会憧憬着自己可以得到九十九元，只把一元留给对方。更要命的是，就算谈不拢，一拍两散，对双方的利益也没有太大的冲击，有部分政客甚至可 能心中暗喜，乐见香港政制保持现状。○五年政改过不了，今年也不容易吧。话虽如此，正如上文所述，「一拍两散博弈」的多次实验中，各让一步的结果绝非罕 见，希望香港的闷局也能打破吧。 发展商住户实力相若 「一拍两散博弈」的另一个例子是旧区重建。发展商（或政府）收购旧区时， 自会希望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交易。住户放弃旧居，若认为损失了一百万元，发展商付出的补偿不能低于一百万元，因为住户不会答应。 发展商最愿意见到的是，只付出一百万零一元，那么重建所得的利润几乎可以 全部流入自己口袋中。住户则知道整个重建计划利润庞大，最好的安排是重建后发展商只得微利，好处都因收购价提高而到了住户手上。 发展商提出收购价后若不被接纳，可以放弃收购。住户提出的补偿反建议被拒 绝，也可不肯搬出，演变成一拍两散的结局。 以双方的讨价还价的实力而论，没有哪一方处于明显劣势。住户叫价太高，发 展商收购不成功，被迫放弃计划，一拍两散的例子多得是，但成功的例子当然也不少。收购旧区的过程，与「一拍两散博弈」的格局并无二致。不过，住户（亦即乙 方）的数量一般还大如甲方，这样会使此博弈复杂了一些。 最近「强拍」的最低要求，从九成住户同意降至八成，对楼宇的收购价以及重 建的成功率有什么影响？这先要看看住户的叫价是「诚实」的、还是策略性的。 假设住户全部「诚实」，例如，某住户心里认定搬出后自己真正损失是一百万 元，于是也就愿意接受任何高于一百万的补偿。又假设不同住户对自己损失估计都不尽相同。 如果共有一百住户，顺着其损失多少排列，在需要九成住户同意的条件下，发 展商付出的补偿要起码大于排名第九十的住户。若八成同意便足够，补偿金额只要大于排名第八十的便可。收购价会变得更低，成功的机会率也较大，此点没有什么 悬念。 策略性叫价形势复杂 不过，若住户的叫价都是策略性的，答案便没有这么清楚。每一个住户都在博 弈，既要评价发展商的底线，又要摸清其他住户的意向。我认识一些朋友，极为希望发展商肯收购其物业，但奈何有其他小部分业主叫价太高，致使收购失败，大家 见财化水。 《岁月神偷》上映后，永利街重建计划暂时被搁置，电视所见，一些业主大失 所望，他们显然是希望真的有人收购其物业的。住户若采取博弈策略，在九成住户同意降至八成同意便可收购的新条件下，他们可怎样保护自己的利益？其中一种方 法是户户都提高叫价，这样可抵消九成变八成后所带来的不利形势。 但这样一来，住户最终得到的补偿，可能会比前更高（但这并不必然），不 过，发展商又可能认为利润减得太多，乾脆一拍两散，放弃计划，重建收购的成功率反有可能下跌。降低「强拍」的门槛是否有助旧区重建，理论上似不属必然，真 正的答案要实践后方知。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

谁比谁更有机会向上流动？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16 傅景华、叶兆辉>391","","","傅景华、叶兆辉","searchByPubWin");' href="javascript://"> 科大雷鼎鸣教授三月二十九日发表信报文章《社会流动与机会平等》，引用人 口普查的原始数据（micro dataset），以收入组群的变化来衡量香港社会流动的情况，结果他得出「香港社会还是有点社会流动性」的结论。 雷教授说香港「有点」社会流动性，这是否就是我们认识到的社会现况？我们 的答案是未必。 54％最底层「被困」 我们现正进行一项有关香港青年人处境和诉求的研究。在近日的焦点组访谈 中，我们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青年人，会投诉连「点点」上位机会也没有，我们听到的回应多是「比较难升」和「上便始终有一班人喺度」等。学者是否问错问题 呢？除非所有人死掉，否则没有可能一点流动机会也没有吧？我们关键的研究问题应该是社会流动「有几难？」、「是否愈来愈难？」、「谁比谁会更难？」等，分 析这些才有助了解目下香港社会的一些不满。一句「香港还是有点社会流动」来笼统概括目前的状况，对社会上不断努力却苦无机会的一群，实有欠公道。 我们想引用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学术严谨程度绝对高于报章专栏），来回答 上述的问题。港大经济系的James Vere博士一项刚发表的报告指出，香港二○○八年就业人口十年来的收入流动变化偏低，近这五年来的情况更甚；而男性的收入出现变化比女性的大，若与过往 同样的调查结果比较，他的结论是香港人的收入流动变化持续减少。 另外，他的研究结果指出，在收入分布最底层的百分之二十就业人口当中，有 百分之五十四一直「被困」在最底层内（虽然这比例已经较上次同类研究下降，一九九六至二○○五的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八，换言之近期最底层向上收入流动的情况 已告改善）。若工资在十年内没有显着增加，但物价却上升，「被困」的就业人口生活便艰难。相反，在收入分布最顶层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中，百分之七十五一直维 持收入最顶层的地位。 人口挤压 时下年轻人面对的环境，主观上、客观上也与十年前、二十年前同龄的年轻人 并不相同。我们在焦点组讨论中，听到不少认为上位难的声音。以下转录一个当销售员的个案：「……我见到我身边嘅朋友，佢哋真系比较难升，始终……位就系 得咁多，你上便始终有一班人喺度……」另一个在职场工作数年的年轻人这样说：「出嚟做咗几年，你一个二十几岁，你对上又已经几个，一个三十几一个四十几一 个五十几，你永远都上唔到位……全部都系四十几岁嗰啲阿姐嚟嘅，因为佢哋未到退休年龄吗……你唯一嘅出路就系可能你自己转工……如果唔系你成世做到四十岁 可能先至升……。」笔者上述的转录可能只是部分年轻人的主观感受，但与客观的人口学分析出现的人口挤压（population squeeze）现象吻合。这个人口挤压现象，源于香港 一九八○ 以后的生育率下降，而八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口（简称八十前）却愈来愈长寿，由于八十前的人口高于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简称八十后），导致八十后希望向 上流动时，有机会受人数庞大的八十前所「挤压」。这情况或许要等到八十前人口陆续退休，但也许会是十五至二十年后的事！到时情况才会稍告纾缓，对届时的年 轻人或会较有利，但现在的八十后已到中年，错过了事业发展的最佳时机！ 教育机会 或许大部分人都会同意，透过普及和平等的教育，让香港人得到向上流动的机 会，此乃是王道之法，Vere博士的研究亦指较高学历有助避免收入向下流动。不过，我们的社会让市民得到经过教育进修向上爬的同时，也要避免因政策和制度 失误做成不同阶层的机会不等—换句话说：人人生而平等接受教育，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此话怎说？政府视教育为创富的产业，却愈来愈倾向减少非主流、大中小学以 外的教育资助，结果提高市民透过其他进修途径向上流动的门槛。例如副学士政策，不少中学毕业生虽然符合进入大学的最低资格，但学位有限，才拒于大学门外， 念副学士结果要举债读书，接受比受资助大专学生借贷更高的歧视性利息；若将来接驳不上大学，毕业后要在学历并不广被承认、就业前景不太明朗的情况下，甫步 入社会便要在负债下工作；另外，政府撤销对八大院校修课式研究院课程的资助，近日更取消资助兼读制研究生课程，大大增加了有志工余进修的市民的负担；几经 争取，政府早前才愿意稍稍放宽对中学夜校生的资助……。此等做法皆在在显示，政府不少教育政策处处为有意进修者设限，这岂不是与鼓励大众持续进修、终生学 习、保持社会流动顺畅的原则背道而驰？ 虽然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有关社会流动的研究数据，但结果仍有不少局 限。我们重申四年前的说法，较理想的研究方法是追踪研究（详见《明报》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否定Ｍ型社会之说言之尚早〉），跟进同一组群一段较长时 间，再比较变化及相关的因素。 傅景华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叶兆辉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

穷家孩子难脱贫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15 周永新 三月中，策略发展委员会召开了新一届首次专题会议，讨论的是近日为大家关 注的社会流动问题。题目受关注，原因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十多年来，大家都觉得社会突然停顿下来︰虽然香港的生产总值仍有增长，但除高薪人士外，大部分 打工仔薪酬没有增加，而最使人气馁的是，自己份工愈来愈不稳固，随时会被炒，过往到处都是机会的情景不复再；现在打工仔最重要是抓紧份工，有固定收入，不 让自己往下流动，成为Ｍ型社会的牺牲品。 「八十后」的兴起，社会流动的讨论更炽烈，对现象的众多解释中，最为人乐 道的是，今天年轻人没有以前那么多机会。「八十后」对这种解释并不接受，但香港经济发展这么成熟，年轻人要创业，要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要发展自己的事 业，要尽快赚得「第一桶金」，谈何容易？ 欠缺流动一潭死水 香港是否就是这样停滞不前？过往到处都是机会的情况是否一去不复返？谁也 说不准︰有意见认为香港应发展自己独有的优势产业，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增值职位；有意见认为专业人士应北上发展，腾出职位给年轻人上位；有意见认为政府应营 造条件协助年轻人发展所长。以上建议有效吗？只有等待历史来验证。 但政府决不能忽视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如果打工仔看不到余下日子有薪水加， 勤奋的尽一己本分，懒一点的便不再拚搏了；如果做生意的看不到发展机会，安分的努力守业，其他或以炒卖为生；如果刚刚出来工作的毕业生看不到前路，对自己 有信心的脚踏实地开创未来，一些难免自暴自弃。 总之，社会欠缺流动，环境就如一潭死水，就算有人上升，只属少数有特殊条 件和背景的人士，这样社会怎会没有怨气？市民怎会认为政府的政策公平？怎会相信政府没有偏帮财团？ 回说策发会关于社会流动的讨论。提交的文件主要分析从一九九八年至二○○ 八年薪酬的分布︰研究显示百分之四十七工人的薪酬没有变动，百分之三十三向上移动，百分之二十向下。此外，研究发现薪酬上升的行业包括金融、保险、地产及 商业服务，下跌最大的有建筑、机械操作及装配；而年纪较大（特别是女性）、只有小学或以下学历、欠缺技能的工人，薪酬一般属于最低的五分之一。 大学毕业未必好景 总括而言，回归后的十年，差不多一半工人得到的薪酬文风不动，三分之一有 上升，两成下跌︰情况是除非从事金融及商贸行业，薪金难有攀升的机会，而年纪大又没有学历和技能的，只能赚取微薄薪酬，很多时连份工也保不住。 研究还分析了几项与社会流动有关的元素，第一是教育。中国人社会都深信教 育可使人上升至较高阶层，正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一旦金榜高中，哪怕日后没有光明前景？在大学任教三十多年，早二十年，我发觉大学毕业的一般都有好日子 过，连他们的父母也会因子女而提升自己的生活；最近十多年，情况改变了，中产的父母只怕自己大学毕业的子女往下流动。 教育对阶级流动的影响虽不如前，但策发会的文件认为，教育仍是使人向上或 向下流动的重要元素。大致上，父母的教育水平愈高，子女愈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父母的教育水平较低，子女能够达到的学历也较低。举例而言，父亲有大学学位 的，儿子完成学位课程的占百分之七十四；父亲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儿子拥有学士学位的只占百分之二十。 这样的结果并不出奇：现在拥有学士学位的父母，应在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免 费教育之前受教育，那时能够完成学位课程的，学业成绩应较理想，对子女的期望和要求亦较高。相反地，如果父母没有学位，怎敢对子女有奢望？ 研究还分析了教育水平与跨代贫穷的关系，但结论却不是我们能认同的。研究 显示︰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的男性工人，有百分之十八和百分之二十六的子和女同样属于最低薪酬的百分之二十；女性工人方面，同属于最低薪酬的子和女分别是 百分之十七及百分之二十三。简单一点来说，最低薪的百分之二十的工人，他们的子女同样低薪的约有两成至四分之一。策发会的文件据此认为跨代贫穷并不成立。 家庭决定孩童成就 这样的结论明显有偏差︰首先，中年的父母怎可与年轻的子女在薪酬上作比 较？如果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赚的钱与低薪的父母差不多，他们看来十分差劲；至于其余约四分之三的子女，薪酬比父母高是意料中事，况且年轻一辈有接受免费教 育的机会。现在实情是有四分之一低薪工人的子女赚的与父母相若，是十分可悲的现象，怎可说跨代贫穷不存在？ 如果真的要比较，并不是穷的子女与穷的父母比较，而是穷的年轻人与收入中 上的年轻人比较，这样便会看到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影响何等重要，家庭对孩童日后的成就及向上流动又起着何等决定性的作用。要清楚明白，还得亲身访问贫 穷家庭的子女，他们从父母得到多少启发？穷孩子得到的正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得到家庭怎样的栽培？贫穷家庭的孩子要脱贫何等困难啊！ 除教育外，其他与社会流动有关的元素，下次再谈。

时薪27 至28 元的最低工资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8 周永新 继续谈最低工资，仍然是一问一答。 问：雇主团体常说如果最低工资订得太高，他们经营会有困难，一些中小企要 倒闭，是事实吗？ 答：要回答这问题，首先得看雇员薪酬在经营成本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地，如 果工人薪金只占全部开支小部分，如低于三分之一，就算最低工资订于较高水平，经营不会有问题。 不过，上周指出，雇用最多低薪工人的行业，薪酬占经营开支的百分比也是最 高的。根据《明报》的分析：薪酬在保安服务占百分之八十七点四、清洁是百分之八十点一、安老院舍是百分之五十八点五、中式酒楼是百分之五十四点三、茶餐厅 是百分之五十三点九。 最担心加租 简单来说，大企业较多其他开支，低薪工人占极少数，所以李嘉诚上周说最低 工资对他经营的业务不会有什么影响（大意）。相反的，保安和清洁公司的老板，雇员薪酬占开支八成以上，雇员且多是低薪的，最低工资一旦订于较高水平，如时 薪三十三元，最低薪的要加一两成人工，什么利润都没有了，影响不能说不大。 我每天光顾茶餐厅，闲谈中与餐厅老板谈到最低工资，他表示：经营开支中， 他最担心的是租金，因业主加租，一加可以几成，甚至一倍，明显要赶你走。工人薪金占开支约一半，他不想立法制定最低工资，但政府要做，他只能接受。他感到 头痛的，并非最低薪的要加人工，而是其他伙计都要加；如洗碗的加五百元，难道做水吧的不加两三百元吗？这样，开支就大了，又不是随意加价可填补。 茶餐厅老板的困难，我是同情的：利润不多、竞争大，又怕业主加租，现在加 上最低工资，经营不容易。上周说过，最低工资的影响要集中于物业管理、保安、清洁、饮食（快餐店）、安老院舍等，而正是这几个行业，承受了最低工资造成的 冲击，那些有能力调整雇员薪酬的企业，却不受最低工资的影响。 问：有评论认为最低工资是「好心做坏事」，因不少低薪工人可能连份工都没 有了，是事实吗？ 答：说这些话的多单从数字分析，如多少雇主会解雇多少工人，又说年纪大及 没有技术的，老板会炒他们而雇用学历较高的年轻人，「边缘」工人再找不到工作。 以上说话：是凭空想像出来，我的茶餐厅老板对我说：他雇用两个洗碗的，工 作十个小时，一个早些来，一个迟些走，客多时两个都在，月薪不到五千元。最低工资实行后，这两个洗碗的可能要加他们一千几百元，但不会只留一个，因工夫做 不了，也不会要买什么洗碗机，难道不要人手操作吗？也没有想过雇用年轻的，手脚快的不会做洗碗。总之，两个洗碗都要留下，与最低工资没有关系。 劳动有尊严 另一个私营安老院舍的负责人对我说：院舍里的清洁和个人护理员薪酬偏低， 月薪在六千元之间，如果最低工资不订得太高，经营可维持下去。最大困难其实是招请不到合适的工人，毕竟照顾长者并不容易。他们不太担心最低工资，如果薪金 增加了可以吸引多些有志从事安老服务的人加入，可能坏事变好事。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的，是外国的失业率动辄在百分之十以上，香港在回归前是 百分之二，现在在百分之四至六之间。以这样低的失业率，若不是人口政策失误引致年纪较大及低技术的工人供过于求，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低薪工人，现在轻言有 了最低工资就可以把他们辞去，是痴人说梦话。 问：如果李卓人建议的时薪三十三元不切实际、张宇人的二十元是低贬劳动尊 严，还可参考谁的意见？ 答：我早说过，最低工资要高于综援水平，但也不能把养家的成分包括在内； 要成家立室、生儿育女。各人考虑，也应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不过，劳动是有尊严的，薪金不应低到令人感到可耻。我曾建议调查基层工人的基本生活开支，怎样才 算足够应有一个标准，这是订定最低工资时的最重要参考。 听市民声音 还有，立法制定最低工资，除了要听工会领袖和雇主代表的话，最要听的是市 民大众的声音。有意见认为：最低工资涉及复杂的计算，市民就算有意见，怎可作准？不要小觑市民的智慧，他们看了这么多报道（我十分赞赏近日《信报》和《明 报》的有关分析），心里总有个谱吧！雇主或许担心市民只会「狮子大开口」，况且他们不用付钞；但我做的调查访问显示，市民是有理性的，他们未必可以说出个 中道理，但他们的直觉（gut feeling）常与事实距离不远，意见也十分中肯。传媒不要再访问李卓人和张宇人了，他们不会有新发现，要说的都说了；听听普罗大众对最低工资的看法 吧！他们说的才是实话。 作为市民的一分子，我的直觉是把最低工资订于时薪二十七至二十八元之间。 我说是直觉，因最低工资决不会订于三十三元或二十元，这样做不是工会不接受、就是雇主不接受；二十七至二十八元之间刚好是各让一半，妥协是劳资谈判的最佳 出路，也是市民愿意看见的，是解决社会争拗的唯一方法。 我建议最低工资订于时薪二十七至二十八元之间，有我对数据的分析作为基 础，及这样的水平既伤不了中小企，却可改善基层工人的生活；但这些理据，看了我过去在这栏发表的文章，读者心中有数，不用重复了。

港人对最低工资欠共识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1 周永新 三月十八日，政府统计处发表《二○○九年收入及工时按年统计调查》报告。调查于去年 第二季进行，全港一万零五百多间机构参与，回应率达八成六，是相当成功和可信性高的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为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提供参考，待委员会连同其他数 据一起讨论后，暂疑于七月向特首及行政会议提交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统计处并透露，这样的工资水平调查日后将变成恒常项目，协助政府订定及调整最低工资。 调查结果公布后，即时引起劳资双方激烈回应，传 媒报道焦点也集中于职工盟李卓人所提的时薪三十三元及饮食界议员张宇人时薪二十元的激辩，出现如《城市论坛》人身攻击的场面。但市民对这次调查结果有多少 认识？调查得来的数据对厘定最低工资有什么帮助？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怎样作出建议？最低工资立法出台后对劳资双方有什么冲击？以上问题较三十三元和二十元 的争拗更有意义，以下以一问一答方式看看是否可把调查数据说得清楚一点，也同时提出自己的意见。 迁就各方要求 问　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就是这样根据调查数据订 定最低工资水平吗？ 答：收入及工时调查是制订最低工资的重要参考数 据，但临时最低工资委员会主席郑若骅早前说明，除这些数据外，他们还会参考其他指标︰如本地生产总值、通胀率、劳工市场供求、工资分布及差距、香港的经济 竞争力、市民的生活水平等（见《信报》三月十九日的报道）。换言之，委员会还要做很多工夫，所以建议要到七月才可提交特首。 此外，委员会在作出建议时，他们还要考虑四个层 面的问题︰包括确保工资不会过低、必须减少低薪职位流失、维持香港的整体经济发展及保持香港的竞争力。早前更有传闻，制订最低工资不应破坏社会和谐。 政府这样审慎的态度是必要的，毕竟最低工资在香 港是新鲜事物，也是长久以来富争议的话题，但参考的数据实在太多了︰如本地生产总值、怎样的增幅或减幅才会影响最低工资的水平？如何计算竞争力与最低工资 的关系？如果事事都考虑，最低工资可能变为一个全无意义的数字！最终为了迁就各方面的要求，最低工资只好订于一个大家勉强接受、却也起不了积极作用的水 平。 反映实际情况 问︰调查数据有显示最低工资应订于哪个水平吗？ 答：简单的答案是没有的。数字反映的是实际的情 况，至于制订最低工资在哪个水平，也不是单凭调查得来的结果就可作决定。不过，调查所显示各行各业的工资分布，对制订最低工资确实有很大参考价值，可分以 下几方面来说明︰首先，以调查所得的时薪分布情况来看，如果最低工资订于时薪二十元，只有二万八千七百个雇员低于这个数字；如果时薪是三十三元，低于这个 数字的雇员数目是四十六万九千四百人；最容易记的是最低工资若订于二十七元，低于这个时薪的有二十七万雇员。 另一个值得参考的相关数字，就是以整体二百七十 多万雇员来分析︰时薪的中位数是五十八点五元，即全港一半雇员赚的在此以上、一半在此以下。也是很容易记的，是赚钱最少的百分之十雇员，即约二十七万，时 薪的中位数刚好是二十七元。 其次，哪些行业的工人赚得最少？调查显示不外乎 以下几个行业︰饮食业（包括快餐店）、物业管理、保安、清洁、安老院舍服务。根据统计处发放的资料及综合《信报》和《明报》连日的分析，以下几点可提出来 讨论︰ 饮食业最受影响 若以时薪中位数来计算，赚得最少是快餐店雇员 （二十五点六元）、其次是清洁（二十六点二元）、保安（二十七点九元）、饮食业（三十二点七元）、安老院舍及洗涤等（三十三点七元）。《信报》另一分析， 发觉以上几个较低薪的行业，若比较其中赚得最少的百分之五，他们得到的时薪中位数差别不大，介乎十九元至二十一元之间；换言之，时薪低于二十元的二万八千 多个工人，绝大部分都是从事快餐店、清洁、保安、物业管理、安老院舍服务等。 总结来说，调查结果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最低工资 一旦立法，最受影响的是从事饮食业（包括快餐店）、物业管理、保安、清洁和安老院舍服务的低薪工人，而根据《明报》的统计，从事这些行业的雇员约有二十万 人──只要最低工资立法得到落实，他们的薪酬应有提 升。 问：可借镜其他国家的经验来制订最低工资吗？ 答︰外国的经验当然有参考价值，但每个政府在立 法制定最低工资时，各有不同议题，最低工资所要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例如法国和纽西兰的最低工资分别是入息中位数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四及百分之五十六点九。 为什么比率这么高？这两个国家的公民都有共识，用最低工资来缩窄收入分布差距及改善低薪人士的生活，从而缓和贫富悬殊的冲击。最低工资占入息中位数较低比 率的日本（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和美国（三十点七），国民的心态代表另一极端。 港人对最低工资的意义和作用有共识吗？没有共识 就难免有争拗、互不相让、各走极端，妥协倍加困难。还有其他几个问题，下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