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雷鼎鸣商榷社会流动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22 黄培烽 有研究社会流动和阶级分析的朋友说，这阵子他们是莫名其妙的兴奋，试想 想，全世界有什么地方竟突然间有这么多人谈论社会流动？被搁在一旁的报告大家赶着拿来读，各界纷纷进言献策，不令人鼓舞吗？可惜现有数据有限，不少讨论都 只能流于印象式和立场陈述，尚待实证研究验证。经济系出身的雷鼎鸣教授或者亦有所感，于三月二十九日在《信报》发表了题为「社会流动与机会平等」的文章， 试图拼弃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客观数据探讨香港近年的社会流动状况，丰富了讨论的广度，惟有几点值得商榷之处。 社会流动有多种定义，雷教授的分析是以收入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方法，并假 设不同阶层在人数上的变化便反映社会流动。透过分析政府的住户调查数据，他指出与一九九六年比较，二○○六年的「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所减 少，中高收入的则上升。香港社会还是有点社会流动性！」 收入增≠社会流动 无疑，收入是量度社会流动的其中一项重要指标，但单以此判断社会流动的高 低，却稍嫌武断。极端的例子可以是，某位清洁工人原本的月薪是五千九百元，在工作十年后终获雇主加薪二百元，亦能造就「人均六千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比例有 所减少」这种情况，但这是否代表了社会流动？相信这名清洁工大概不太认同吧。我想雷教授大概知道，收入分布亦常用以分析贫富悬殊，而向上流动机会多的地方 亦可以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十等分收入分布」（income distribution by decile）这简单的方法，就是将所有数据按其收入顺序排列，由低至高分为十个人数相等的「十等分组别」（decile group），再计算每个十等分组别的平均收入及占全港总收入的百分比，借以比较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层阶的收入差距的改变。 根据统计处的住户数据分析，第九和第十个十等分组别的每月平均收入由一九 九六年的二万五千元上升至二○○六年的三万元，而第一和第二个十等分组别的收入则由四千元下跌至三千五百元。贫富问题可以如雷教授所说般充满意识形态，但 以上的官方数据却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客观证据之一。 雷教授在文中亦提及「十多年来香港住户的平均收入根本停滞不前」，即是部 份人收入的上升抵消了部分人收入的下跌的零和游戏。 隔行如隔山，我不清楚经济学是否有社会流动的课题，但在我较熟悉的社会学 中，社会流动研究属专门领域，已发展出严谨的研究方法。一般来说，社会流动的其中一种意思是指个人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上的转变，可包括收入、职业和社会地位等因素。除社会流动（包括向上和向下流动等）的幅度外，社会学者亦关注社会流动的开放程度及平等机会 等问题，并借以了解社会结构的转变。雷教授认为「量度机会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社会的流动性」，但社会整体的向上流动程度高，却并不等同于人人机会平等。 主观感受被忽略 平等机会的意思一般指个人的出身（即父母的阶级位置）并不会对其社会流动 产生任何影响，但这却不是能单从分析收入分布所得知的。不少社会学者关心社会流动的开放性（openness），以回归系数（regression）或分 割表（contingency table）的统计学方法，审视阶级出身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例如来自草根家庭与来自中产阶级的下一代是否有相约的向上流动机会），并尝试确定影响社会流动 的因素（例如教育能否提升社会经济地位），这才算是较为全面的分析。 关于社会流动，个人主观感受的重要性亦一直被人忽略，这不是雷教授所说的 「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客观的社会流动与个人所感受到的可能有所出入。例如黄伟邦在九十年代以口述历史的方法进行的研究便指出，纵使定量研究的数据显示当 时的向上流动机会并非人人平等，但只要个人能从同侪间得悉曾出现向上流动的经验，便可能产生「每人都有机会向上爬」的主观观感，并将自己未能提升社会经济 地位，归咎于个人能力的不足和际遇，而非社会封闭不公。 现在香港社会需要正视的，不单只是调查向上流动的机会是否比以往低，更要 从主观感受出发，了解市民认为向上流动的机会存在与否。雷教授的分析指出今天香港的向上流动情况并不像部分人口中所说般差（其实吕大乐和吴晓刚在二○○六 年分别进行的定量研究亦得到相似结论），但如果进行严谨的调查后，仍发现大部分香港人相信他们很难有机会向上流动的话，产生这个落差的原因或者比社会流动 的幅度本身更值得令人关注。 不少陈冠中那一代的香港人难以信服《我这一代香港人》对战后婴儿的批评， 可能因为他击中了要害，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虽然备受争议但依然叫人动容，原因正是其社会学家的自省。 英国伯明翰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