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与「非理性」行为

< 转自wise news> 信报 2010-4-26 雷鼎鸣 政府制订政策时，应否把人民视作博弈的对手？这是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 期」假说的核心问题。 不能忽略「下有对策」 理性预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盛于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 中，其后融入了「实际商业周期」理论。什么是「理性预期」？它的奠基人之一普雷斯盖特（Edward Prescott，○四年诺奖得主）多次对我说，理性预期便是宏观经济学的贝叶斯博弈（Bayesian Game）。普雷斯盖斯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对我十分关顾，他的话我当然要搞清楚。 博弈的部分是指政府若改变政策，不能假设人民的行为会一成不变。「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人民会把政府看作博弈对手，随时调整自己的策略。若政府不顾及此点，政策不但可能失效，甚至可能出现反效果。贝叶斯部分是指人民观察到社 会的一些变化后，会自行推断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可能推断错误，有时这些错误还可能被扭曲的制度所扩大，但他们却不会永远受骗，被政府误导。不少凯 恩斯的政策，其成效是建基于人民是可以愚弄这一假设之上，所以「理性预期」中着名的「卢卡斯批判」（Lucas Critique）亦是对凯恩斯经济的批判。 金融风暴后，一些政府病急乱投药，采用了一些凯恩斯式的政策。政府多由政 客及官僚组成，他们不懂经济，毫不奇怪。但使人惊讶的，是不少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在八十年代以前接受博士课程训练的，亦因而不一定懂得「理性预期」理论所 需要的相当高深的数学工具），其中包括一些在某些领域颇负盛名的，仍然显露出对「理性预期」的误解及无知。极端的例子是以为「理性预期」假设了人民永不犯 错，对于博弈的部分更是回避不谈。 人民在意自身利益 我对「理性预期」没有做过原创性的贡献（这不是我的研究范围），但算是有 足够资格批评这些人，因为我的不少老师及同学都曾积极参与过建构「理性预期」理论，所以我知道他们说过些什么，没有说过些什么。在香港，懂得「理性预期」 的经济学家也一大堆，例如港大的阮志华、城大的关荫强、早已离开科大的练乙铮等，我相信他们会同意我关于「理性预期」的观点。 「理性预期」假说是否成立？这问题有很多种验证方法，我这里只从一个略带 哲学性的角度，作点探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味着人民似乎十分在意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小圈子利益），如果界定他们利益的游戏规则改变了，他们也会 调整自己的对策。但人是否这么懂得计算，甚至是自私的「经济人」？此点颇有争议。 自私与利他 动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有本着名的通俗读物，叫《自私的基因》（一九七六年版）。书中道金斯直指人类的基因中暗地里早已被输入了某种程式，人变成了一种十分自私 的动物。有时动物的行为也有「利他」的特征，但这可能也只是保护自己族群繁衍的必要手段。上周我提过，受后叶催产素（oxytocin）影响的人会变得较 慷慨，我后来问过研究神经科学的小儿，他觉得我大惊小怪，生物学家早已知道激素会影响人的行为。女性生育时催产素自动分泌，有助母亲对子女产生关顾的感 情，减少抛弃他们的可能。 在没有受激素或药物影响下，人会不会有「利他」行为？当然是有的，此种例 子多得很，前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今有舍身救人的黄福荣，其「利他」精神使人敬佩。但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不少「利他」的例子，背后其实也可 能有着各种策略性的考虑。有一项前哈佛校长森马斯（Larry Summers）等人的研究便发现，那些住在老人院但拥有丰厚家财的，子女会勤于探望他们，但他们若只有独生子女，后者的探望率便大跌，因为遗产已是囊中 物，不用演戏。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有太多因素掩盖着，不易认清楚，所 以更好的方法是设计出一些可控制的实验，把这些因素都剔除掉，还原人类的真面目。近年出现的行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之一也正是此点。 独裁者博弈 行为经济学有个颇为重要的实验叫「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它的设计是这样︰博弈是甲乙两方，甲是独裁者，在实验中，他会收到一小笔钱，可能是二十美元左右，他有权决定会否把这笔钱的一部分送给他并不 认识的乙方，后者只能逆来顺受，不能反对。按这设计，人若是自私的，便会把所有的钱放在自己口袋中，不会付出一分一毫。但实验结果却显示，大多数（七成左 右）参与实验充当甲方的人都会乖乖的送出这笔钱的一部分（平均两成左右）。这个实验在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进行过，结果大同小异。这不是显示出人类的 真面目也颇有「利他」倾向吗？ 芝大后起的实验经济学家历斯特（John List）在他一系列实验中，却颠覆了这个观点。他进行过上述简单的「独裁者博弈」，也得过相同的数据，但他对实验再加入了新的元素，其中一个是这样︰甲 乙双方都同样分到一小笔钱，甲方被告知，他可以把自己一部分钱送给乙方，但若他愿意，不但可以完全不付，还可以把乙方的部分或全部据为己有。结果是只有一 成的甲方肯送钱给乙方，三成不送钱也不取走乙方的钱，二成人取走乙方部分的钱，四成人把乙方全部的钱拿走。李维特（Steven Levitt）及德布纳（Stephen Dubner）在他们的《超级怪诞经济学》（Superfreakonomics）一书中指出，看似有「利他」倾向的人，突然间又可变成夺取他人财物的盗 贼！自私的劣根性，似乎在大多数人身上存在。那愿意送钱的一成人，恐怕也只是因为钱的数额小，并且希望别人认为他们并不自私才肯这样做。 上述实验其实不只是要证明人是自私的还是利他的。世上什么人都有，各人受 自己先天基因或后天环境的影响也各异。更重要的一点是说明，当他们面对的制约改变后，他们的策略也会调整。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实验的结果。在简单的「独 裁者博弈」中，参与的甲方害怕被实验者观察到他们自私的一面，所以在不大情愿的情况下，也送一小部分钱给乙方。但在另一实验中，甲方被告知，原来按照游戏 规则，他不但可以不送钱，还可以取走别人的钱，他们的行为便随之改变。 坏孩子才分到糖吃 最近一宗事件印证了政府决策时，不能不考虑「理性预期」中「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博弈。中大王卓祺做的问卷调查，虽显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不同意激进手法的中间派，但其中一道问题的答案却被传媒夸大，甚至说到香港已到暴动的边 缘，王卓祺已就此事澄清。该问题是这样︰「你同唔同意，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只有用激烈手法先至可以使政府回应你嘅诉求呢？」有百分之二十点八的回应者说同 意，百分之五点一非常同意。 若有人问我这问题，我会回答「同意」，因为在今天的香港，似乎真的是你若 不激烈，政府便不回应，正是坏孩子才分到糖吃。但这并不等于我认同或赞成这种手法。对这问题回答「同意」的，可能有几类人，第一是知道激烈才有效果并且赞 成激烈的，第二是知道激烈的确有效但却不认可此种手法的；有一位记者告诉我，她属于第三种，可以接受别人的激进手法，但自己绝不参与。究竟每一类人的比重 有多大，我们不得而知。王卓祺谦谦君子，在交谈中似也同意此点。也许将来可再加一道题︰「你是否认同激烈手法？」便可把情况弄清。 无论实情如何，上述问卷的答案也是对政府施政手段的一个警号。港人素来急 功近利，但从前却不愿浪费精力向政府争取什么利益，原因是要争取也争取不到，所以唯有自求多福，自力更生。近年施政方法似有改变，政府常常有糖可派，而且 不论是否属实，市民时会得到一个印象，哪一个利益团体吵闹得声音大一点、行动激烈一些，它成功的机会便高一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不能假设人民 在新的施政方针下，还是不懂计算，乖驯如昔。也许最初只有一小撮人用激烈方法，但他们若成功，其他人就算不懂计算或不认同激烈行为，也会有样学样。一些看 似非理性的行为，背后是很理性的策略利益计算。 政策要跟着道理走 在这种问题上，中央政府便聪明得多。我们先不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是好是 坏，但众所周知，外国愈要逼迫中国把人民币升值，中国便愈刻意建立一种永不就范的形象。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策略。中国政府是要树立一种声誉：外国施压毫 无作用，只会有反效果，所以你以后不用再施什么压了。 回到香港问题，上面所述是否叫政府不理人民诉求，独断独行，一意孤行呢？ 绝非如此。民意要听，但更重要的是要分辨哪些诉求是符合长远公众利益，哪些不是。政策要跟着道理走。理性的诉求，没有激烈的手段作后盾的，政府也应迅速回 应。合理诉求但手段激烈的，可等到激烈手段退潮后才回应。不符公众利益的诉求，就算手段激烈也要毫不让步。人民对政策看在眼里，行为也会调整。这些才是符 合「理性预期」贝叶斯博弈的做法。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